10月24日的清华经管学院高管培训校友大会上，我们邀请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校友与大家一同探讨了两个话题：“一带一路”与中国海外投资、新常态下的企业转型。今天，小编先帮大家整理了第一个话题“一带一路”与中国海外投资。话题主持人为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教授何平，讨论嘉宾为中大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周海敏、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伟、中信裕联投资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宋春何平：过去30多年以来，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构想顺应中国要素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您觉得未来国际上会出现怎样的产业转移的趋势？“一带一路”战略会带动哪些产业的转移？
周海敏：我觉得整个世界产业转移的趋势从最早的发达国家主导的，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本国淘汰到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向更加高端、更加知识性的产业转移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其次，一些大的跨国公司把全球产业价值链进行重组，把产业空间进行重新分割，布局到那些有比较优势，新兴的国家和地区去进行专业化的工作。把战略性的产业布局到创新环境好的国家，把一些非核心的生产、营销、研发弱化，从而降低成本。第三是产业链的转移，并不是单个产业的转移，是以领导企业为核心，把海外的供应商、投资人一起连同企业投到这样一个他觉得有希望的新兴领域。
胡伟：“一带一路”战略有个说法的变化，以前的叫产能转移，现在叫产能合作。为什么这么提，因为转移是输出你的钢铁、水泥、矿山，是中国污染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谁也不愿意要，有些国家虽然落后，但他们对中国战略走出去，西进南下这种反感还是挺强的。非洲有一个大战略叫互联互通，中国产能合作要转移，非洲是很广阔的天地，但是有一点，企业责任中的绿色、环保不能忽视，这一点非洲人的观念比中国还强。
何平教授何平：您觉得中国会有哪些产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预测一下，哪些产业会从中国转移国外，又有哪些产业从国外转移到中国？
周海敏：我觉得产业转移还是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自然优势，一个是产业优势，即技术优势和产品布局。比如我们的高铁、核电，明显在这方面是有优势，我们正在往外延伸。同时原来我们的优势，比如作为世界工厂一些低端的制造业，随着我们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随着原材料不断的涨价，这种优势在减退。另外在我们国家是产能过剩，要开发非洲，只有非洲才有能力承接这么大体量的劳动密集性产业转移，但是如果都转移出去没有新的产业进来，我们国家也面临产业空心化，我们就业怎么办，我们的日子怎么过？
中大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周海敏何平：“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产业技术升级带来怎么样的挑战？困难的时候产业升级要填补现有制造业的空缺，同时还要产能合作，最大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宋春：关于产能升级，中信重工是我们集团学习的榜样。中信重工比较成功的实现了产业的升级，从传统的洛阳矿山机械厂到后来可以承接成套的矿山煤炭的设备安装、设备制造，到现在已经可以生产智能化设备，应该可以很自信的说已经形成了技术创新体系，包括在澳洲和美洲都有研发中心。我觉得一方面现在通过十几年国内大规模的建设和投资，让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优势，但这个优势很快就会过去。我们同时应该要进行智能制造装备的升级，即所谓工业4.0的升级。
周海敏：我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思想和观念的变动。思想、观念上的改变要有动力，要有利益机制。这应该是一个国家政策，有一整套政策、法律与之相配套。第二个从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有一种倒逼机制。第三个就是跟世界从制度层面，从技术层面，从创新层面有对话的通道。如果我们能够构建这样一种环境的话，我相信假以时日会成功。但是旧常态跟新常态之间实际上是经济发展增长动力之间的转化，就像一个“懒床效应”，一个人冬天睡在床上，真正爬起来需要有勇气，需要有过程的。这种动力之间的转换真的很痛苦。
胡伟：以我自己为例，现在整个国家大战略，包括“一带一路”、转型升级，全产业链，包括前面项目的设计、投融合的结合，还有后面的运营和维护，对我本身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做熟了自己那一摊事扩大知识面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还有一点，投资项目风险确实很大，因为投资一个项目不是一年两年能见效，我们是国企，按照国资委要求，所有投资的项目如果三年不盈利就要清盘。但是一个投资项目，三年盈利得多么大的价值洼地，所以价值投资还是有很大挑战的。何平：在座各位都提到大的方向，产业转移、产业升级，但是从运作上面来讲我们的海外投资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模式。
胡伟：前几天习大大会见非洲某总统提到了工业园建设，包括这两天外交部给习大大打前站，在南非也跟南非工业部长谈，要派中国技术专家来帮南非建设工业园，实际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方向。有一个词叫“抱团出海”，建设一个工业园以后各种生产型企业、物流型企业或者高科技的制药企业都可以到工业园里一块享受当地所在国的优惠政策。这是建设工业园第一步。最大的困难说白了到底这个项目是政府主导，还是企业运作。如果政府主导就政府给贷款，如果企业运作我要争取更多的金融支持。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伟何平：宋春女士你觉得中国的金融机构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才能够帮到你？
宋春：我因为在南非工作两年，有一个体会。走出去虽然主体是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只有服务业也跟着一起去，我们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这个服务业包括我们的律师、会计师、法律、税务等。刚才讲的一个是贷款的问题，实际上出去投资就是处理三个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税收风险。我感觉几大银行以不同的方式都走出去了，但是好像跟我们没关系。以我自己的经历，我到南非中资银行开了户，到外资的汇丰银行也开了户，发现不能工作。我的现金也取不了，客户之间当地也不能转账，后来我懂了，因为他们没有拿到零售业务的牌照，我先把资金从香港进入汇丰的银行，从汇丰再转到当地的银行来工作。另外大批的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的收入怎么解决，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过去最早的时候我在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工作过，我们都是带现金美元回国，其实风险是极其大的。我希望在走出去过程中我们的银行也随着客户走出去，而且走出去还能真正提供服才行。
还有法律，我觉得我们法律服务也是特别重要，因为要合规，你要选择好的律师，给一个正确的建议，可以很好地保障利益。我感觉未来走出去的应该是一个“联合舰队”，包括工程、技术、法律、税务等整体的服务，应该从成长期走到成熟期。
周海敏：我觉得应该是铺路引领，创新发展。金融跟实体经济，我认为金融要有“保姆”精神，要学习保姆的谦卑。第二中国金融整个制度安排、产品跟国外有脱节的，你要走出去首先要主动的对接，要有一种对接意识，与国际形成一种共融。从而通过金融新的发展来带动产业，金融拉动产业。第三在“一带一路”更多要有资本，我们中国企业从货币市场上找钱，这种股权、债权的投资和整合又要有新的法律进行相对应的对接。假如讲国外的重大项目我们金融机构融资有条件，你拿了钱要买中国的设备，买中国的材料，那客观上金融把我们的资本，把我们的产业带走，小妹妹牵大哥。所以金融有大量事情要做，我看了一部分资料，整个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多亿，“一带一路”的基本建设投资要6万多亿，这样资金的量仅靠一个亚投行，靠一个丝路基金这是杯水车薪，怎么样和援外的金融机构合作来拉动他们的政府、金融机构、私人一同投入到这里，从而把这些钱更多的跟中国的要求结合，这个钱把我们的设备、材料、劳务、技术带出去，这是金融起到核心的作用。而金融的核心是货币和资本，金融是本质，一定要把核心之核心的东西拎出来，把产品拖出来，我们的金融才完成。中信裕联投资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宋春何平：最后请各位嘉宾给在座的企业家一句话的分享建议。
周海敏：“一带一路”不可缺失，海外投资不是“婚礼”，而是“婚姻”，再精彩的婚礼不代表着以后的婚姻生活是美满的。
胡伟：海外市场很精采，“一带一路”绘蓝图，百战归来再读书，清华校友创辉煌。
宋春：我们投资时候要想一想其他西方国家早期在我们这投资的时候思考的三个问题。第一个你来投资能够为我创造的就业机会是什么？第二个你能够尽什么社会责任？第三个这个投资是不是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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