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早期的社会发展奠定日本城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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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的战争，压抑了人民的精神世界和创造性。从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开始，破败萧条的日本社会因为太平盛世的到来，逐渐展现出难得的活力。大阪、江户、京都三大政治中心（虽然大阪曾因德川家和丰臣家之间的战争遭遇过短暂的毁灭，但很快就复苏了），都表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通过流传下来的画作（比较有名的有《洛中洛外图卷》）来回味当时的城市场景。大阪景致除了三大城市，昔日由地方大名们修建的军事色彩浓厚的城堡周围也形成了一个个人们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的据点。由此而诞生的城堡式小镇不计其数。这些小镇的人口少则数千人，多的竟达数万人，其中的大镇如名古屋竟有十万人之多。如今在日本的大城市中，几乎有一半在年至年之间就作为城堡小镇开始存在。虽然将军和大名的原意是江户、大阪以及这些城堡小镇作为防御性的据点，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大量涌入，把这些地方变成了消费和制造的基地，最终它们的商业意义超越了它们原本的军事色彩。国内战争的偃旗息鼓和太平盛世的到来让日本社会呈现井喷式的发展。一方面，农民有了更多的精力去改良耕种方法，修缮已经破败了的农业设施，并开垦更多的土地。到了公元年，日本全国的耕地数量几乎比战国时期增长了一倍。同时，国家生产力的提高也助推了日本人口的快速增长。到德川幕府成立约一百周年的时候，即公元年前后，日本的人口总数由战国时期的一千万左右跃升至三千一百万。在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水平不断进步这两个积极因素的作用下，越来越多年轻人有了脱离土地，到城里转变为商人或手工业者，寻找自己的出路的可能。日本近代手工业者后世的史学家通过当时的统计数据惊奇的发现一个怪相——日本的城市化水平突飞猛进的时代竟然不是明治维新后的资本主义时期，反而是战国晚期至德川幕府中叶之间的这一段时间。这在世界上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在整个德川幕府早期，日本近现代的城乡结构已然成型，甚至日本现代行政区划中一都（东京都）两府（京都府和大阪府）的城市格局也渐现雏形。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也意味着个性化消费需求的出现。为了响应城市市场的召唤，一些冠以地名的特产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如九州岛南部的樟脑和香菇，土佐藩的木材和木炭，富山的药材，以及甲府的葡萄等等。这些仅仅是那些能在三大都市卖出好价钱的商品中的很小一部分。一些城市也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发展出特有的职能。东部的江户作为日本两大政治中心城市，作为德川幕府的驻地，发展迅速，为未来东京发展成日本第一大都市打下基础；西部的长崎在幕府将军的首肯下承担了日本绝大部分的对外贸易；而中部的大阪则在日本多个较大城市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农产品贸易中心。日本东京江户时代的古建筑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日本中西部的大名就开始把年贡米载运到大阪，再由那里的稻米买卖中间人安排销售到全国各地。一开始大概每年有一百万石的稻米从大阪的仓库流出，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这个数字就增长了不止四倍。人民的主食——数额如此之大的谷物在大阪的流进流出，不但坐实了大阪作为日本农产品贸易中心的地位，还为大阪挣得了一个颇为响亮的名号——国家的厨房。各地大名也都制定了较为积极的政策，毕竟藩国经济的繁荣也能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回报。大名们逐渐发现通过鼓励藩内农商业的发展获得的收益要远超过以往通过战争得来的要更多，也更为容易。加贺藩大名前田氏付给京都一位著名陶工丰厚的津贴，让他在寒冷多雪的加贺藩留住一年，以便在村庄的陶窑里培训当地的手艺人。在更往北的米泽藩，藩主上杉屋从国家的其他地方延聘专家，开办了靛青种植园用来制造很受日本人喜爱的一种染料，并向当地农民传授织造棉布的新技术。日本近代农业各地大名采用了多种方法希望能从藩政资助的事业中牟利。在某些情况下，官员只授权给某些商人或村庄，让他们参与到新举措中来，然后每年向他们收取专营费。另外有些时候，地方藩主会征收新税，例如向种植的每一棵桑树或者运出领地的每一包陶瓷制品抽取固定的税金。在另外一些情况之下，官吏则强迫生产商把他们的产品卖给指定的批发商，然后由后者用船把货物运给大阪的经销商，最后再把一部分收益交到领地的金库。除了增加藩内的收入之外，大多数大名也希望成功的经济干预能够有利于普通人民，使他们感受到藩主统治的仁慈。在整个大环境普遍向好的情形下，德川幕府也向全国的大名们展示了自己在全国经济“宏观调控”中的领军作用。幕府通过统一度量衡，建立国家的货币制度，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的商品流通。由于国家的绝大多数矿山已经为幕府所控制，幕府开始在几个城市铸造货币。其中江户的银币铸造处即“银座”极为著名，以致这个词最后被用作铸币处所在地的地名。将军铸造的钱币很快成为国家的通货。商人要根据幕府发行的金币、银币和铜钱，计算跨越各藩界的商品以及在江户、大阪和其他中心市场达成交易的付款额。德川幕府发现的货币幕府支持了交通和通信设施的发展。为了规避因多山的地理特点造成的交通困难，幕府鼓励发展海洋运输业。幕府委托江户一位富裕的木材商川村瑞贤制定减少海上航船现存危险的措施。川村瑞贤通过把危险的水域制成图，建立信标和灯塔，提供从江户到北太平洋沿海各港口的救生和救援设备。随后他又把同样的措施推行到穿越马关海峡，经濑户内海直到大阪的沿日本海的整条海岸线。到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所谓的“东西环形线”已经把日本最偏远的地区和江户、大阪这些主要的消费中心连接了起来。幕府也实行了改进陆路交通的系统规划，重点是从江户的商业中心日本桥向外辐射的五条干道。作为其中交通最繁忙的干道，东海道分级的路基上先铺上一层厚厚的碎砾石，再用沙子压实，平均宽度超过六米。东海道的长度接近五百公里，支线一直延伸到了中部的大阪。五十多个驿站沿东海道排成一列，疲惫的行人可以在那里中途休息、吃饭或者住上一宿。日本东海道交通图东海道修建的初衷原本是供各地大名赴江户朝觐之用，但很快这条道路的商业意义就超越了它自身的政治色彩。由于大批量货物大多走海路，东海道上熙熙攘攘的大名队伍只能遇到一些腿部裹着稻草，由马夫牵着的驮马，马夫看上去通常不像他们的马那样卑下。此外，还有许多递送急件的信使，在路上来回疾行，这或许就是近代快递行业的雏形。年，江户、大阪和京都的商人开创了面向私人的速递服务，几乎每天都有“飞脚”携带着小件包裹、商业文书和现金从各个城市起程。起初，飞脚在江户和大阪之间来回一次需要六天，但是到十九世纪初，昂贵的特快业务已经把时间缩短为两天。这时信使们已经把通信网络扩展到了长崎、金泽和仙台等城市。同时期的日本还发展出了许多服务于商业，促使经济继续发展的业务。这些业务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超前。在大阪，鸿池屋和其他富商开始开办相当于银行的钱庄。钱庄的服务对象不但包括各地富商，有时还提供大额贷款给大名，让他们填补眼前的预算赤字，支付施行藩政发展计划所需的各种费用。此外，大阪和一些地方的钱庄还为托运人提供保险服务，发行以房地产做担保的期票和信用证，以加快不同城市商人之间的交易速度。即便把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称为日本的商业革命也不为过，如果说开始时城堡小镇和江户、大阪这些大都市只是将军和武士阶层的城市，那么到了近世早期的最后阶段，它们就已经成为普通人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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